​《彗星美人》：一个明星的诞生，一个明星的消逝

《彗星美人》：一个明星的诞生，一个明星的消逝

文：宿夜花

当文娱消费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后，关于“星海沉浮”的讨论就未曾停止，好莱坞就此为主题拍摄的电影数不胜数，单是四个版本《一个明星的诞生》就足以串联起近百年来的电影史，但此类题材也时常沦入一种模式化的套路。

究其本质，“花无百日红”的道理足够平白浅显，对于观众而言“明星”很多时候是一种谈资，具有大众娱乐性，通过对明星的崇拜、观赏、讨论，使得平白的生活充满乐趣；而对于演员明星而言，星运起伏、事业危机又是严肃沉重的话题，很多时候是被掩饰与回避的。

因此，能够讲清楚这个主题而被奉为经典的，可谓少之又少。由约瑟夫·L·曼凯维奇执导、贝蒂·戴维斯主演的《彗星美人》获得了第23届奥斯卡最佳电影、导演、编剧等重要奖项，正是对这一主题的完美诠释。

由编剧入行、继而兼任导演工作的约瑟夫·L·曼凯维奇，并非一个以风格化的视听特色与作者式的影像手段见长；与“用镜头语言讲故事”不同的是，他十分注重对文本、台词、语言以及演员的表演、念白、互动，这在《凯撒大帝》、《夏日痴魂》等影片中有着明显的体现。因此，《彗星美人》之于好莱坞电影发展史的意义，主要在于其文本对整个戏剧界、电影业、娱乐圈乃至整个泛文娱产业生态的讽刺性。

好莱坞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“制造梦想”的基地，“自我审视”精神是一直贯穿在电影人的创作态度中的。从《日落大道》到《红磨坊》、《芝加哥》，好莱坞践行着造梦主题，同时也在告知观众：金钱、名利构建的虚华之梦，扼杀了多少理想主义者，摧毁了多少正直与良善。

而电影《彗星美人》于奥斯卡上的夺魁，有着更为具体的时代因素。

其一，电影技术的发展与变革，有声电影取缔了默片，淘汰了部分工作者、衍生了新的电影工种部门；

其二，电影产业生态圈的成熟，宣发、上映、评论，创作者（影人）、消费者（观众）、传播者（媒介）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制动，完备、系统的泛电影业“生态链”形成，电影人共同追求商业（票房）、艺术（奖项）两个方面的成就；

其三，从经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战后的相对平稳，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审美潮流与观众心理的改变。后浪推前浪，新人换旧人。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观众，终究是偏爱更现代、新锐、时尚的文娱产品，那些特定时代的产物终究免不了被遗忘、置之档案馆的命运。

在大众的记忆里，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在“汰旧立新”的过程中被遗忘，而大浪淘沙、岁月打磨后的“黄金”，却是凤毛麟角。如此这些，更让好莱坞电影人感觉到残酷性。而影片《彗星美人》既以电影人的身份审视娱乐圈，具有十足的自审、自嘲精神；与此同时，因惧怕默默无闻、追求成功而不可避免地被世俗大染缸同化，这种人生蜕变于各行各业的普遍性，使得影片获取广泛共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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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彗星美人》通过具体的、个性化的、明确的人物形象与之间关系的刻画，去隐喻一个抽象的、典型的、广泛又普遍的电影行业的浮世绘与众生相。

影片采取了“互为镜像”的双女主（玛戈-伊芙）结构，这也是片名“All About Eve”的真正含义。

玛戈（Margo），是处于事业巅峰期的女明星，一个才华横溢、备受爱戴的女演员。她象征着好莱坞大制片厂时期的造星产物，代表着黄金时代的“偶像神话”。那些聚光灯下风光无限、魅力四射的大明星，他们成了观众崇拜的对象，大众视角下的明星，集美好、神秘于一体。她既自信、干练、率直、凌厉，又骄纵、跋扈、张扬、狂傲。

伊芙（Eve），是渴望成为明星的众多平凡者中的一员，而不同于其他人的是，她具有成为下一个“玛戈”的野心并将其付诸行动，她将玛戈作为成功蓝本钻研、揣摩，通过模仿她的言行试图取代她成为巨星。于是，她开始编造谎言来博取同情，通过手腕获取机会。口蜜腹剑、老于世故的伊芙，终于通过各种手段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明星梦。

关于伊芙的一切，从最直接的故事来看，是关于伊芙的蜕变史，从怀揣梦想的追梦者成长为真正的明星；而从“镜像结构”的引申义来看：伊芙与玛戈，比起两个具体的人，更像是一个明星、一个女演员的两个人生阶段——关于伊芙的一切，就是关于玛戈的一切，就是关于一个巨星（起步兴盛-走向巅峰-沉寂没落）的一切。

一个明星的诞生，对应的是，一个明星的消逝。

因此，玛戈与伊芙二者之间的镜像关系，透射出的是任何明星的事业、人生规律。影片中，曾经担任剧场巨星十多年的伯蒂已经成为玛戈的管家，这便是明日黄花的处境；而玛丽莲·梦露饰演的冉冉升起的新星，更是“明星神话”在不断延续的隐喻。

艾迪森（Addison），作为剧评人与“专栏作家”，类同于好莱坞的影评人、评论家。作为剧评家，在导演、编剧、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传播链条上，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。作为所谓的“权威”剧评人，他对大众舆论的引导、操控能力是不言而喻的。因此，年轻的演员与剧场的新生代便通过拉拢、巴结、奉承、谄媚剧评人，来获得观众的口碑。

而剧评人艾迪森周旋于不同演员、剧作家之间的结果就是，练就了舞文弄墨、搬弄是非、巧舌如簧、煽动情绪的本领，靠着投机钻营、浑水摸鱼的伎俩，行八面玲珑之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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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“戏剧界”暗喻“电影圈”是好莱坞导演的一种常用手段，而电影《彗星美人》的精彩之处在于——它不仅仅是对电影行业“内幕”的一次镜像式呈现，更是展现出“女演员”面临的多重困境。

首先，“明星”作为大众娱乐消费产品，观众追求时效与潮流，因此，明星需要严格控制形体、规划形象、驻留容颜，来留住观众的喜爱。

诚然，女明星在大众视角下是带有女神光环的，是被崇拜、被仰慕的对象，但当“女明星”成为一种谈资被用以娱乐、消遣、解闷之时，“女明星”成了一种“被观看”、“被审视”的的对象。

其次，女演员比之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导演、制作人，自身是男性话语权力控制的性别秩序下的弱势者。

这种“不公平”与“不对等”体现在对女性角色的创作上。一方面，好莱坞流行的“蛇蝎女性”、“拜金女”、“金发女郎”等类型化、概念化、扁平化的女性角色，暗含着男性创作者的“厌女症”(misogyny)——通过矮化、压抑、贬低等手段来消解内心对女性体位提升、女性觉醒后的忧虑；

另一方面，男性编剧、电影人中的女性角色经常被禁锢在家庭主妇、母亲、妻子的身份桎梏之中，她们的价值以养育儿女、回归家庭、救赎男性为终点，而女性的自我需求在男性话语权之下处于一种“失语”的状态。

无论是在世界上的任何语言、文化环境内，中老年女演员总是面临着比同龄男演员更严峻的考验，这其中有角色分配的问题：仅以经典好莱坞时代为例，中年男演员可以自由游走在各种类型片之中，既可以做西部片、黑帮片的英雄，也可以饰演爱情片、情节剧中的翩翩公子；而提供给中年女演员的角色无外乎母亲与家庭主妇。

女主角玛戈对年龄增长的恐慌、对容颜衰老的无奈、对恋人的难以把控，正是女演员多重“失语”的体现。而贝蒂·戴维斯诠释玛戈，正是对女演员所面临困境的一种讽刺与反抗。

作为AFI（美国电影学会）评选的百年百大明星女演员中的第二名，她自身形象即是对女演员被物化困境的一种反叛与抗争。

不同于琼·克劳馥那般以精致华丽、饱经修饰的明星形象示人，贝蒂·戴维斯自身形象一反制式化的甜美、娇柔，而是一直用深广的角色塑造能力、优秀的业务素养，为好莱坞树立了女演员标杆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贝蒂·戴维斯从自我个性到电影形象，均是对独立女性价值观的彰显。早在1940年威廉·惠勒导演的《香笺泪》，贝蒂·戴维斯饰演的女主角枪杀了背信弃义的恋人。而纵观其银幕生涯，反抗男性权利对女性的扭曲与异化、追求女性自我表达与精神自由。

贝蒂·戴维斯的表演更是跳脱了同时代的概念化、扁平化，其塑造的形象接近现代表演审美中的自然平实、立体丰富。玛戈的张扬、狂妄、骄纵，玛戈的脆弱、焦虑、孤独，交织在一起，显出多面的人格魅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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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尾多棱镜映射出的万花筒般的景象，是对影片结构的一个强化。伊芙与玛戈之间构成了明星的诞生与消逝的更替，而多棱镜所映射出的则是千千万万个做着“明星梦”的芸芸众生在“伊芙-玛戈”的明星沉浮轨迹中行走、乐此不疲。

是为了功成名就、鲜花掌声的光鲜亮丽，不择手段、不惜一切地去获取？

还是按部就班、恪守常规，安稳地选择成为庸庸碌碌、平平淡淡的“大多数”？

电影《彗星美人》没有试图去做出评判、给出选择，既没有沦为抨击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、道德沦丧的单纯控诉，也没有刻意标榜复刻传统、尊崇古典价值中的忠恳、勤俭、良善。

世俗层面的成功，需要付出代价；走出象牙塔、融入大染缸、迈上“成功之道”后，曾经的单纯与初心，慢慢发生改变。

无论是随波逐流、为功名利禄所累，还是忠于内心、坚守自我、不为世俗折腰，抑或是用玩世不恭、游戏人间的方式与嘲讽、戏谑的口吻对抗文明的腐化与人性的堕落，都需要为相关的人生选择付出代价并承担责任。

电影《彗星美人》对整个好莱坞电影的审视意义是影片最值得深思的地方，与其说是讽刺与批判了好莱坞的幕后种种，倒不如说是对创作者作为电影人身份（所肩负的艺术创作、文化传播的职能）的反思与批判。

理想与现实间的调和、艺术与娱乐间的妥协、世俗物欲对艺术初心的吞噬，这些主题永远在好莱坞上演。当外在的浮华与光鲜遮蔽了创造的热情与梦想的赤诚，又要如何实现电影人的价值呢？这是思考不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