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王诤：被“虏”来的开国中将，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，2个将军儿子

王诤：被“虏”来的开国中将，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，2个将军儿子

王诤将军

明末诗人程允升，曾写过这样一句诗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未先几者非明哲”。

放在战争年代，这种“智慧”所面临的任何一种选择，都会带来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

王诤正是这样一位深谙此种“生存之道”的“智慧”者，他虽生逢乱世，却精通作战之“道”。

他虽然战败被“虏”，却有着过人的远见卓识，他是“智”者，也是“虏”军中的能力者。

王诤将军

1928年，17岁的王诤踌躇满志地踏入了，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通讯学员。

因为在学校出类拔萃的表现，王诤学满一年，就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用，被分配到国军第9师，做一名无线电报务员。

在那个军阀混战、蛮夷入侵的年代，知识分子与技术性人才相当匮乏，能学得一技之长，必定能有所用。

再加上“通信”技术在旧社会的中国，实属新型技术，除了勾结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军具备，我党大部分部队只闻其名不见其物。

然而，冥冥之中一场“浩劫”将至，正是因为这场“浩劫”使得我军第一次拥有了通讯高科技“电台”。

红军时期的破旧电台

1930年，王诤因为出色地工作表现，被调往国军第18师张辉瓒部下担任中尉报务员。

同年12月，蒋中正调集十万国军，对中央红军发动全面进攻，也就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反“围剿”之战。

而王诤作为国军通信中尉，也跟随张辉瓒率领的第18和50师团进攻中央苏区红军。

幸运的是在毛泽东、朱德同志的英明指导下，苏区红军在龙岗区重挫国民军。

不仅俘虏了国民军9000余人，还活擒了国军将领张辉瓒，以及通讯部门的中尉王诤。

王诤本以为做了我军俘虏必定九死一生，即便活着也是受尽折磨，没承想我军不仅优待战俘，还给予正确思想教育。

除此之外还给他们一个“戴罪立功“的机会，正所谓”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王诤等人也有了认清时局的“新思想”。

青年王诤

如此，王诤便带着国军通信部剩下的一行人，再加上一台破败的军用电台和几箱电讯器材与资料，正式加入工农红军。

毛泽东与朱德同志高度重视王诤同志的加入，尤其是那台随之而来的英产的军用电台。

尽管那台设备，没有单独充电装置，全靠人力踩踏发电，还在作战过程中损坏了一部分零件。

可对于苏区红军来说，却是如获珍宝那般，毕竟我党与国军装备差异之大，传播情报全指望人力骑马。

如今，有了这部电台，即使功能不全，只要能接收情报，假以时日，我军定会拥有自己的通讯作业部门。

红军时期电台

老话说:“不逼迫自己一把，你都不知道自己会多优秀”，如果不是国民军的多次“围剿”，红军也不会火速发展出自己的通讯部门。

那是1931年初，蒋中正极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，进而又开展了第二轮对苏区红军的“围剿”。

这一次蒋中正调集20万兵力，分别向苏区红军四面八方围击，企图将苏区红军“圈禁起来”一举拿下。

针对国军的这一举动，毛泽东同志随即下令，组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。

而王诤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台大队长，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王诤也是时候“展现真正的技术了”。

解放军通信员

1931年5月，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正式拉开帷幕，国民军正兵分四路向江西苏区步步逼近。

其中由王金钰率领的国军第五路军，从河北前往江西的途中，历经多地士兵大都出现水土不服等现象。

除此之外，国军左翼将领所率领的分支，也皆数出现此种现象，士兵们非但没有作战气势，还生病了上千人。

面对部队的此番现象，王金钰正紧急发动电报，给国军围剿总司令何应钦。

不料，这一过程正好被坐在电台前的王诤所截获，除此之外，王诤还了解到国军正在策划转移路线，向富川宫秉路调整。

围剿总司令何应钦

王诤刚截获完这一消息，便立即向毛泽东与朱德同志紧急汇报。

毛泽东听罢，十分兴奋，只见他一面叼着烟一面兴高采烈地同朱德同志说：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小王同志可立了大功了”。

话罢，便直接下令，让朱德总司令调出2万兵力，连夜赶到富川，提前埋伏在四周“守株待兔”。

待王金钰的兵力进入富川之时，便蜂拥而上，一举歼灭，就连公秉藩师的万人兵团，也被我军拿下三个团。

这一仗打得可谓痛快之极，不仅缴获敌军重机枪百十余挺，还为我军扩充了几千兵力。

作战时期的何应钦

唯一有些遗憾的是，让王金钰逃跑了，但我军幸好有王诤这样的“通信”大队长在。

才使得我军急行军在接下来的数十天里，指哪打哪，作战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。

整整半个月，因为王诤截获的情报，我军共行程700多里，与国军交战35余次，更是刷新了0失败的记录。

毛主席甚是欢喜，遂在苏区举办军民联欢会，庆祝第二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

与此同时还在会议上，同军民们大赞王诤同志：“王诤同志为我军此次胜利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”。

“因为王诤同志，我军也有了电台设备，也有了 “千里眼”和“顺风耳”，这是打击敌人的关键法宝“。

毛泽东与瑞金红军

除此之外，毛泽东同志还特意将王诤请上主席台，希望军民共同认识下工农红军的好“战士”和好“帮手”。

这是王诤从军以来，第一次收获雷鸣般的掌声，以及党内重要领导人的认可与赏识。

至此，王诤便带着满腔热血与油然而生的红军自豪感，更加坚定地投入到通信工作当中去。

1931年7月，蒋中正越挫越勇，接连发动了第三次“围剿”作战，这一次国民政府将兵力集中到30万人。

为了保障苏区红军之间的作战联络，王诤想方设法在每一个师部都安装一部无线电台。

关于密码的设定，更是向周恩来同志学习，并改良其所创建的“豪码”，更是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褒奖。

除此之外，王诤在辅助作战之余，还致力于培养新的无线电台操作员，如此便能让各个师团都能及时为总部所调配。

除了授业解惑之外，王诤还四处收集金属材料，用来制图画样，为电台自制出缺失的零件，将数十部小电台变废为宝。

时至第三次反“围剿”完全胜利，苏区红军的大电台数量已经扩增到6台，小电台13台。

因为在作战之中的杰出贡献，王诤一再受到中央苏区的表彰，并且被升为红一军司令部通信主任。

直到1934年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至高无上的党员，并一路保护红军北上向陕北革命根据地挺进。

党员王诤

延安时期，王诤时任军委通信科科长、军委第三局局长，并致力于建设延安通信事业部。

时至1940年前后，王诤按照斗争需要，将军委第三局的专属电台，与联络的对象，按照工作性质进行划分。

分别是，中共中央通信部、中央军委通信部、保安队联络部、商业情报联络处等80个精细部门。

因为职能的精细划分，极大地促进了党中央与各个地方部门之间的联系，还加强了党中央的指挥力度。

除此之外，王诤还着手建立了延安第一个广播系统，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”。

该电台于1940年12月30日，正式将延安革命圣地的声音，传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正式走向历史的舞台，也向全世界宣告了，共产党人的波澜壮阔。

欢喜之余，王诤在军委第三局，还创建了独立刊物，以便于交流与传播通信知识与技术。

为了支持王诤的工作，毛主席亲自在刊物上题词：“通信战士”，甚至在刊物成立一周年之际再一次为其题。

如此，红军内部完善的通讯作业网络，便就此诞生，这为我军反侵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指挥保障系统。

从此，延安红军不再是那个任人诬陷的“羔羊”，也不再是那个背负神秘能量而不为所知的模糊“团体”。

延安第一座电台遗址

时至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王诤实至名归地成为我国军委电信总局局长。

并在1950年兼任我国电信工业局局长，正式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的通讯广播业务的开展和实施。

正所谓：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”，通讯事业前进一小步，便是中国文明建设一大步。

如此，在王诤的带领下，我国通讯事业、用电系统、广播系统，正从城市大步走向农村各地。

每当佳节来临，于天安门城楼眺望万家灯火，那不仅是生活的气息，更是生机勃勃的希望。

60年代的中国夜景

而王诤在中国通讯事业上的故事，依旧刷新着新的篇章，从抗美援朝破解敌方电磁波干扰，到顺利支撑我军战机起飞。

从保障我国西北地区 “两弹一星”实验室，拒绝敌军的无领土意识的侦探行为。

到成功携手张履谦同志，研究出地空导弹基地，防御作战方式“近打”、“快打”。

再到该方法成功奏效，并多次加以改进，数次击中美制U2高空侦察机，致使U2再也不敢肆意侦查我方基地。

这一切都是超出普通，通讯事业的技术性操作，正如之前所说：“不逼自己一把，就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优秀”。

美制U2侦察机

正是这种优秀，让王诤等人，在毛主席的见证下，被授衔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”。

除此之外，还被授予“一级独立自由勋章”、“一级八一勋章”和“一级解放勋章”。

这是我党能够给予支持作战，和为祖国和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员们，最高的嘉奖。

对于王诤在抗战时期和长征时期，对毛主席事业的支持和肯定，他毋庸置疑地又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嘉奖。

“王诤同志是有功的，他是解放军通讯事业的鼻祖”，寥寥几十字，短短两行情，却将王诤将军这半生的贡献完美总结。

王诤将军戎装

而王诤依旧踏实肯干，依旧在我国电子通信事业上兢兢业业，开拓创新，直到十年浩劫临头。

王诤依旧是那个爱党如初，为中国机械工程和电子技术行业的发展，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人。

直到1978年，王诤同志因病不治去世，在去世的前几天，他依旧身兼数职，屹立在工作岗位之上。

如此敬业之人，堪称业界劳模，正所谓：“虎父无犬子”，“名将手下无弱兵”，所以王筝的7名子女都各自有志。

其中长子王苏民，更是受到父亲的影响，从小就接触无线电相关知识，并且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清华大学雷达系。

王诤子女

而毕业之后的王苏民，被分配到我军总参谋处工作，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，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一路晋升为中将军衔。

次子王皖民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技术学校毕业，毕业后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。

是摄影家，也是新闻社的前方记者，比起大哥王苏民从政，王皖民则更喜欢游走在祖国各地，拍摄出绝美的山水风情。

而小儿子王建新，毕业于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，与父亲及大哥王苏民所涉及的专业相通。

毕业之后，王建新没有急于从业而是选择继续深造，待研究生毕业之后，被分配到我军总参谋部第61研究所工作。

王诤与妻儿

此时不同于往时，王新建从业之时，国家已经向现代化跃进，因此王新建便在研究所里，从事的是指挥自动化的研究工作。

王新建的职业生涯，从研究所的研究员晋升到研究所所长，再一路晋升为少将军衔。

时至王诤长孙王雷雷的诞生，我国已经走进社会主义新时代，和新科技时代。

待王雷雷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之时，电子技术已经延伸到空中网络的范畴。

而王雷雷也独自创办了属于自己的“空中网络”，不得不说王诤的后代就没有等闲之辈。

王诤不仅培育出了两位将军儿子，还将智慧惠及到孙子辈，当然这都是王诤后代之中比较活跃的部分之一。

王诤与孙子

未曾提名的，亦是低调之人，他们依旧凭借自己的独特专业技巧，在各自的领域里熠熠生辉。

这便是通信鼻祖王诤将军的一生，也是王诤将军用严格的家规影响出来的优秀人生。

从大革命到第一次反“围剿”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再到抗美援朝，王诤用毕生所学，无数次挽救革命于水火之中。

直至新中国成立，举国上下灯火通明，用电不再是渴望，广播不再限于军用。

王诤将军将这一生简单、纯粹、无条件地贡献给祖国建设事业，是无私的，也是令人钦佩的。

王诤

正所谓：“壮士不忘死，所死在忠贞”，如今华夏盛世，祖国安乐和平，“死”是一种建立在对祖国忠贞上的一种“”。

我们不怕“死”，更不会不忘记那些为祖国建设，鞠躬尽瘁耗尽最后一滴血液的忠臣。

更不会遗忘那些革命志士，为国为民所作付出的所有汗与血，并以此为谏，昂首阔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康庄大道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