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抗战亲历者口述：（100）陈明仁：我的主要经历

抗战亲历者口述：（100）陈明仁：我的主要经历

陈明仁：1903年生，号子良，湖南醴陵人。1938年6月，调任预备第2师师长，随后移驻湖南。

1939年秋，移驻湖北松滋、枝江。同年冬，率部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。1940年春，亲率官兵血战昆仑关，夺取了324高地。

1941年冬，改任第71军副军长。1943年冬，指挥71军，主攻龙陵，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，龙陵守敌大部分被歼。战后，接任第71军军长。

1945年1月，率部主攻回龙山，歼守敌800多人。随后，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。日军投降后，陈明仁部被调往无锡，接受日军渡边师团的投降。

1974年5月21日，病逝于北京。

陈明仁旧照

惠州之役

我于1924年在黄埔军校毕业后，在东莞、惠州等战役中屡立战功，一年之内，由见习排长而节节升任排长、连长，以至营长。

1925年9月，一天晚上，我们由虎门向东莞出发作战，我是第3连第1排排长。那时，营长和副营长都因我有病，要我留在后方，但我自己坚决要求去。

拂晓攻击开始了，第一营接受攻山任务，我们第3连本是作预备队的，但首先望见东莞东门的一个山头，有很多敌人在企图抢山。

营长当时便要我们第3连首先占此山，而连长竟下令派我第一排去攻占，我当时认为，自己病得不能动，而他偏要我首当其冲，这是故意与我为难。

气愤之下，我忘记了痛苦，一个人身先士卒，爬上此山，指挥部队将山头占领，并一鼓作气，趁敌人未攻之前，先行攻击，带领全排勇猛冲入敌阵，猛打猛冲，结果缴了敌人一营人的枪。

此战缴获数目之大，以我排为最，团长认为我战功卓著，一面到黄埔报功，一面将我升为本连连长，而将原来的连长调开。

1925年，广东政府第一次东征，久攻惠州不下，到了第二次东征的时候，对于惠州乃采取监视政策，并无再攻之意，但我所在的第4团团长刘尧震自告奋勇，愿以所带的第四团攻打惠州，自信一攻必克。

当时，负有指挥之责的蒋介石，也就寄希望于刘尧震，把攻惠州的任务交给了他，当部队由东莞向惠州进发时，我病已经转剧，多人劝我回后方休息，而我仍然不肯示弱，坚持要去参加战斗。

开始攻惠州的日子定在10月12日，首先挑选奋勇队，我这一个连被挑了20余人，以杜从戎为奋勇队长。当时的兵力部署是：

第一、第二两营担任攻击，由北门进攻；第三营监视西门。

这天早上开始攻击，一接触便死伤很多。第一营营长，第一、第二连连长都负了伤。因而攻击任务，未能达成。

下午，团长命令我带第3连增援，我接受命令后，立即准备攻击，而惠州城四面皆水，要跨过一座桥，才能达到城边，地势极为险要。

我受命后，即率领全连的兵力，冒着炽烈的炮火，先抢过了桥，离城已经很近了。但是，因预备的一些爬城用的梯子，都放在桥那边，抢过桥时没携带，没有梯子无法上城，又只得到桥那边将梯子搬来。

在桥上，一来一往过了很久，敌人用密集火力射击，我连死伤很大，结果，只搬过来八张梯子，当梯子搬过来时，团长刘尧震到达我连的位置。

他知道已搬过来八张梯子，就命令我准备赶快爬城，就在他吩咐我的一刹那，忽然敌弹飞来，中了他的要害，他马上阵亡了，我不禁悲愤交加，不顾一切，带着一连兵力，冲锋前进。

但因梯子搬不上，仍是无法上城，这时，天色已晚，而我军阵地上的士兵，在敌人火力的监视之下，根本不能再动，茶饭也都没有，我只好冒险来回行走于阵地上，亲自送茶饭给每一个士兵，并把阵亡人员所遗下的枪支收拾，交给伙夫带回后方。

团长死后，由副团长黄庚矱和一少校团附负责指挥。这天晚上，副团长接到何应钦的命令，无论如何要限当晚将惠州城拿下，否则军法从事。

副团长接命令后，马上找我去接受攻击使命，我当时坚持当晚不能攻击，理由是兵散无人掌握，加之官长多负伤阵亡了，力量不能集中，梯子也背不上去了，即令能攻入城内，晚上无法清扫敌人，也是不能坚守的。

但是，副团长懦弱无能，毫无办法，他对我的主张又不敢呈复，要我自己写报告复何。于是，我便把不能当晚攻击的理由，写了一个报告由副团长转给何应钦。

何接到我的报告后，随即来令，要我指挥第一、第二两个营，于明日拂晓攻击。

我接令后，立即准备收集队伍，并拟以一夜之力，把梯子搬靠城边。但经过通宵的努力，一、二两营能收集的士兵不足150人，八张梯子也只搬了一张靠近城边，其余七张因城上炮火激烈，使人寸步难移，未能搬去。

同时，原来规定拂晓攻击的信号为打10发炮弹，在打到第三发炮弹时，便开始冲锋，可是，届时一直没有听到炮声响，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，等了一会儿，接何应钦的命令，说要重新布置，并要把监视西门的第三营调来，同时，发表第三营营长惠东升为代理团长，我接到这个命令之后，马上松了一口气，以为攻击惠州城的任务是第三营的了。

可是事实不然，惠东升代理团长以后，却仍然给我命令，要我指挥，将第一、第二两个营，编成七个队，每连一队，我连人数多一点，便编成两队，每队带一梯子，并指定攻击目标。

到时候，各队向攻击目标冲锋前进，时间为下午1时，仍听炮声三响为信号。届时，我一切准备妥帖了，炮声一响，我便带了七个队，冲锋前进。

这时，眼看到凡属前进的都倒下了，再也不能抬头，我心里很着急，于是只带着一个号兵，手中拿着一面旗子，吹着冲锋号，猛向前冲，但是回头一看，部队并未行动，这时，我军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，前后左右，都是死的伤的，号兵也死了。

我在这万分紧张之际，仍拿着旗子向城下跑，经过几段跃进，到达了头天晚上放梯子的位置。这位置处在死角，比较安全。

当时，城楼已经被打垮，城墙出现了缺口，机枪步枪对城下射击还是很密，不过敌人打不着我。我站了约半小时，一直看不见我们部队的一个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才陆续来了两个士兵，是第一连的，我把他们叫到面前，商量爬城计划，由我领头，他们两人跟着我前进。

当时，我身上带了一支驳壳枪、四个手榴弹，手里仍然拿着一面旗子，当梯子刚竖起来，我便拿着旗子沿梯而上。等到梯子靠到城墙，我已跃上了城墙顶。

到顶上后，首先以手枪向敌人射击，接着抛掷手榴弹，敌人猝不及防，立即四散。等我继续抛掷两个手榴弹时，旗子已插上城头，并眼见敌人开始溃退。

这时，我们城下的队伍，也蜂拥而上，惠州城终于被我们占领了，这是10月18日下午4时的事，第三天，蒋介石、何应钦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，在惠州集合全体部队，由蒋介石亲发口令，吹三番号向我敬礼，并宣布命令，升任我为第三营营长。

九江会战和预2师

1938年春，我在陆军大学毕业后，由于何应钦的关系，被派到军政部当部附。在此期间，曾一度被派为点验主任，负责点验湘、赣、浙三省的部队，6月底，发表我为第2预备师师长。

原来，第2预备师是由贵州保安团队编成的，师长为贵州人冯剑飞，部队由贵州开到岳阳时，才开始装备武器。

接着，预2师又由岳阳开到咸宁。这时，冯剑飞去见蒋介石，蒋问这个部队能否作战，冯答：“没有把握。”蒋一怒之下，将冯撤职。

冯被撤职后，何应钦推荐我继任师长，我接到任命之后，是在某一天的早晨至咸宁接事的，而在当天下午，便奉命率部队赴九江作战。

这时，部队都已发枪，但未经过射击训练，干部也是没有作战经验，尤其大部分军官，在出发之际，都怕上前线而纷纷逃跑，仅司令部6个处长就逃走了5个，整个部队都很乱。

当部队开拔经过汉口的时候，我见到了何应钦，何得知这支部队要开往九江作战，为之愕然，认为这个部队在目前，无论如何不能参加战斗，并向蒋介石建议，把这个师的任务变更。

蒋介石也认为他的建议是对的，所以，我这个师开到九江后，开始受张发奎指挥，并直接受李汉魂节制。

我们一到九江，便开始加紧训练，我自己在晚上训练营以上干部，天亮前，训练排连干部，白天便由干部训练士兵，一星期后，部队大有进步，作战才有了点把握。

不过，当敌人在九江发起进攻时，蒋介石还是特别电告张发奎、李汉魂，不要将预2师投入战斗，而调到瑞昌整训。但是，张发奎、李汉魂还是命令我师参加了战斗。

1938年9月1日，攻占瑞昌后，向湖北武穴逼进的日军若松联队

九江会战的结果，八个师都被打垮了，只有预2师非但未被打垮，反而完成了任务。当时，蒋介石、何应钦都很嘉奖我这个部队。不久，便发表命令，令预2师与第44四十四师合并，我任第44师师长。

本来，第44师是由税警团改编的，装备是新式武器，归军长俞济时指挥，我担心在他的指挥下，不能如同预2师一样独立自主，因而由瑞昌跑到汉口去找何应钦，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。

我的理由是：预2师本来是一个不能作战，而且不必参加作战的部队，可是，结果在战斗中完成了任务，并未溃逃，比任何老部队都要好些，上级也曾奖励，现在，反而又将它的番号撤销，这仿佛成了一种处罚。

何应钦一听，极力解释说明，这是由预备师改为正规师，并且变为一个有很好装备的部队，这自然是赏的意思。

而我则坚决表示，这非赏而是罚，同时，说明预2师的官兵多系贵州子弟，第44师的干部都很齐全。将来一旦人事异动，干部都会被淘汰的。他们在九江作战有功，我不忍坐视他们将来流离失所，我只好和他们同进退。

当时，何应钦认为我的理由也对，但又说命令既下，很难收回，要我直接向蒋介石去请求收回成命。

我当时拒绝去见蒋，因为这是军政部长的事，何可以处理，无须去向蒋介石请求。僵持的结果，我终于胜利了，逼得何应钦向蒋介石要求，把成命收回了，这样，我才带了预2师开到岳州报到。

后来，陈诚知道我得到何应钦的支持，保留了预2师，大为不满，便向蒋介石建议，仍然坚持要把预2师撤销，撤销后的部队开到江西，拨给第8军节制。

而蒋介石又采纳了陈诚的建议，便下了命令，我接到命令后，马上就准备移交，不再去找何应钦了。

我不再找何应钦的理由是：原来上面要取消预2师，发表我当第44师师长的时候，我去争执乃是为了全体官兵，而非为我自己。

而这次发表命令，则只有对部队的处理，没有对我本人的安排。如果再去争执，显然是争地位了。所以，我接到命令后，便将部队送至江西武宁，交第8军补充，表示个人无所留恋。

交代清楚后，我打电报向何应钦请示处理，何复电要我回军政部待命。这时，陈诚到了武宁，当我去见他时，他要我留在武宁，担任第8军副军长，我答复他，因为何部长要我回军政部，不能留部队工作。

他听了马上变色，表示不满，认为我是属于何一派的。从此以后，陈诚始终把我看作是眼中钉，一直不放心我，其实，是我当时说话没有留心，太直率了，而并非自己真的存了什么派系观念。

我离开武宁之后，回到汉口，何应钦又决定从四川补充三个团，恢复为一个师，并改换为正规番号给我率领，由于我的坚决要求，这个部队仍然保持了预2师的名义，部队成立后，便调到长沙，拨归张治中指挥，以便附带担任长沙的警备责任。

当部队由岳州向长沙开拔之中，长沙警备司令丁炳权被调率部抗日，警备司令改由酆悌接充，我当时得了这个消息，很是不满，认为我的部队开到长沙，长沙警备司令应归我来担任，为什么给别人呢？

因为怀此成见，所以，部队一开到长沙，便立即渡河驻扎在白箬铺一带，表示我既不任警备司令，则部队便不担任警备任务，后来，张治中要我调一部担任警备，我答复他，我的部队在长沙的任务是整训，除整训方面的事我愿意接受指挥外，其余概不接受，而张治中对我也无可奈何。

从此，我便在长沙一心整训了。不久，长沙大火，我在11月12日大火之时，还曾由河西渡河进城，想找张治中问问我的部队应该如何行动。

但是到长沙后，不知张的去向，13日、14日两日，我们仍然在岳麓山等着，总希望上面有所指示，结果等了两天，没有消息，这时，我才独断地把部队向湘西开动，一直开到经过沅陵的时候，才接到上级一电，发表我兼任芷江警备司令。

不久，预2师被编入第6军，移驻衡山，我改兼湘潭、株洲警备司令。以后，又再扩大范围，兼任衡山、衡阳、耒阳警备司令。

1939年秋，我部调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，并到湖北松滋、枝江一带驻防。1940年春，又由松滋调入广西参加桂南会战。

桂南会战时，总司令是徐庭瑶，他当时有一打算，准备在支持不住的时候，将部队撤退，留在广西境内打游击。

他的这个打算竟通知了各部队的高级军官，我接到这个通知，认为非常不妥。后来，由于这个缘由，部队一到紧急关头，便都准备打游击，各自撤退，不顾一切，造成全战场14个师的大溃败。

可是，我这个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，一直在前线坚持到底，等待命令，大约坚持了一个星期之久。那时各方面的敌人，都来围攻，我部死伤7000多人，战斗部队牺牲殆尽，直到奉了命令要我撤退，我才撤下火线。

我这这一次作战，又进一步取得了蒋介石、何应钦、白崇禧等人的信任。不久，蒋介石在柳州召开检讨会议，各部队将领都受到处分，没受处分的只有我一个人。

而且，先给我补充部队，然后一直驻在武鸣一带担任防守。1940年冬，我军又开到贵州，在黔西大定、毕节一带整训。

到达防区后，我颇以整顿社会风气的责任自居，除了整理部队外，并干涉地方行政，禁毒、禁赌很严。

我严格执行命令，在黔西枪决过一个贩卖鸦片的保长、一个勾引妇女的司令和一个为群众所痛恨而又神通广大的恶霸。

1941年夏，部队开入四川，奉令去川南接周成虎的防务，周成虎是四川军阀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，在川南霸占几县，军队专门贩卖毒品，不听调遣，过去国民党政府几次派人接防，都因武装冲突，不能实现，因而，蒋介石便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加到我的身上。

我首先到重庆去见蒋介石，他要我在既不冲突又能接好防务的原则下，完成这个任务。接到命令后，我一面准备部队行动，一面派人先到川南了解情况。

了解的结果，是周成虎无意交接，准备和我作战。但是，我想如用武力解决，不能达到目的，不如改用政治手腕好些。因此，我决定亲自到泸州去，直接找周成虎商谈接防问题。

1940年代，四川泸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同时，还利用洪帮关系和周成虎联系。到达泸州后，为了表示诚意，还特别住在他的家里，两人混得很相契了。于是，隔阂化除，无话不讲了。

一天，他先向我表示：“中央要我交出八县，由中央派人接防，在过去任何人来接防，我都是不交的，今天，交给你我很愿意，而且欢迎你的人早日来接防。”

这时，我才问他准备什么时候交。他说：“我马上可以下令，将部队调走，让你来接。”

不久，他实现了诺言，我很顺利地接防了，我接防后驻在叙永，兼任了第八区的“清乡”司令，此时，八县归我管辖，更得到了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机会，对于执行国民党政府的“清乡”政策，我特别卖力。

例如清剿惯匪、禁烟、禁毒等，都皆认真进行，而且，在出巡清理积案时，杀了八个著名的土匪头子。川南八县的人民，认为确实是替地方除了大害，尤其禁烟严厉，使云南、四川间经常贩卖烟毒的人，根本不能在境内通过，这也算是一点特殊的成绩。

在滇西战场

1943年冬，日军开始向滇西攻击，渡过怒江，前方非常吃紧。我认为自己平常不管事，打仗时候到了，便应该出来负责。

于是，离开干训团回到部队去。1944年春，我军开始反攻，第71七军奉命围攻松山、龙陵，在此战役中，我在第71军中起了很大作用，几次战斗危急，足以影响整个战局，都是我来挽救的。

例如，当我军围攻松山、龙陵之时，有一次，日军将腾冲方面部队集中攻打龙陵，以解松山之围。

我第71军第87师作战不力，节节败退，已退到黄草坝了，师长张少勋认为再无办法抵抗，要变更阵地，开放公路。

当时如果这样做，则日军松山之围可解。松山之围既解，则他们一直可以攻到怒江，打到昆明，我认为这样关系太大，坚决要第87师一定守住，不准再退。

我在电话中严厉警告张师长说：“你如果违反了我的命令，你只好自己提头来见吧。”

张师长在这个时候，知道情势不对，在两小时后便自杀了（后来未死）。这事发生以后，我便另派师长将战局挽回。自此，第87师再没有打过败仗了。

我接任第71军军长后，对于作战特别认真，当时，凡是其他部队拿不下的任务，都由第71七军来担任，例如，芒市附近的三台山、囊佐寺、回龙山等，都是第71军攻克的。

而攻克回龙山一役，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战局，而且，提高了我个人在国内，乃至国际上的声誉，我自己也认为，这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。